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重视制度建设的一个时期，过去史书中“志”所讲的典章制度，在唐朝被尊称为“典”。唐玄宗时，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政典——《唐六典》，刘知几的儿子刘秩，还写成《政典》35卷，据称是以《周礼》六官的体例分类撰述的。这种关注典章制度的社会风气，对杜佑是有深刻影响的。安史之乱以后，唐朝社会危机重重，史学家从典章制度的角度反思唐朝政治的得失，借鉴历代各朝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，就成为其关注现实的一个切入点。
杜佑在撰写《通典》时，首先对历代正史中的书、志进行了分析，从经世致用的主旨出发，抛弃了与“经世”关系不大的天文、历法诸门，选定食货、选举、职官、礼、乐、兵、刑、州郡、边防九门为基本内容。这九门中，有的是因袭旧志，如食货、职官、礼乐等，有的是他的新创，如选举、兵。即便是旧目，旧史中也不是整齐划一，如食货，只有《史记》（《平准书》）、《汉书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隋书》有，其他则无。因而，杜佑要“采五经群”的资料加以补缀，才能使其成为一本完备的著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