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、与国大党的分歧
但是，穆斯林启蒙活动并未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。就在他们开始活动后不久，一个重大的转折发生了。这一转折发生在国大党成立后。当国大党的宪政改革主张获得越来越大的反响时，穆斯林启蒙活动家却认为这对穆斯林未来的地位构成了威胁。他们的活动从这时改变了角度，民族主义的内容淡薄了，突出强调伊斯兰教的教派利益。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矛头指向国大党的言论和行动。
第一，提出“两个民族”说，这为强调穆斯林的独特利益制造了理论依据。国大党成立后，赛义德·阿赫默德汗、阿布杜尔·拉蒂夫和赛义德·阿米尔·阿里都说，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宗教不同、文化语言不同、习俗不同，它们各自构成了单独的实体，各自形成独立的民族。这种按宗教划分民族的新说法很显然与他们原来的见解背道而驰。赛义德·阿赫默德汗以往把生活在印度的所有居民，不分宗族都称为一个民族，国大党也认为到19世纪70—80年代印度已形成一个民族。这种说法反映出他们都认为印度居民构成一个整体，利益相关，是不能拿宗教截然分开的。而现在他们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单独的民族，有自己单独的利益。这表明，在他们心中，教派利益的考虑已上升到首位，印度整体利益的考虑已经降到了次要地位。